这样，体用关系就变成了性（理）与心的关系，而不是心之体用关系。
有些卦则与人的心理行为有关，其中既有主体修养的因素，又有心理承受能力等问题，其中还涉及身心关系等问题，但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主体因素起主要作用则是可以肯定的。六十四卦的卦名，明显地表现出有机整体论的思维特征。
从结构形式而言，《易经》是一个以象、数为特征的符号系统，具有某种形式化的特征，但是，它又配以卦、爻辞等文字说明，以阐明其中所含意蕴，《易经》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以语言符号为特征的意义世界之中。还有一种情况，是讲认识和实践的，它强调主体的认识能力和实践效果，对于某类事物或活动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论，都是高扬主体性的，这种主体性实际上是道德实践的主体性，这一点正是从《易经》脱胎而来的。很多学者和注释家喜欢用卦位和卦时解释《易经》各卦、爻所表现的各种联系及其结果，这种引进空间和时间观念以说明《易经》思维的解释方法，是很有意思的。它除了预卜吉凶的原始意义之外，更深刻的内蕴则是生命意义。
从语言学的角度讲，也是很有意思的。这就是《易经》的天人之学。所谓主体思维，就是重视主体即人在有机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意识到，主体在实现天人合一方面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许多卦都是通过具体物象表明生命的整体意义，隐含着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这个事实再次说明，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处在相互对应的有机联系中，也就是存在于统一的生命过程中。从方法上看，《易经》运用了经验综合的方法，而不是逻辑演绎的方法，其思维方式似乎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而不是单一的或直线式的。在这一关系网中，主体实践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人与自然界在双向交流和相互感应的过程中，既是相互对应的，又是和谐统一的，这种和谐就是生命的重要原则。它强调主体的行为和道德实践，不仅决定吉凶祸福等结果，而且能提高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这就使《易经》的生命哲学得到进一步升华，其思维的主体性特征，主要表现为道德主体性。
一、指示客观物象的名词卦。但是，它又有一个确定而基本的思维模式，这就是整体–主体思维。《易经》不仅认识到生命的某种意义，从自然界寻求人类生命的来源和根据，并且重视人类生命活动的实践意义和社会意义，这就实现了人的主体性，表现出主体思维的特征。从阴（）、阳（）二爻所组成的每一卦以及六十四卦，具有某种整体意义。
透过神秘主义，我们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更重要的东西。从思维习惯讲，人的思维总是倾向于寻求某种联系或某种统一性，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妄想。但在《易经》中，由卦位和卦时所表现的空间和时间，同样表现出主体性特征要真正理解民族精神，就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民族精神同时代精神相融合，变成时代所需要的具有创造力的活的精神。
在讨论什么是民族精神以及如何弘扬民族精神的时候，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首先解决，这就是怎样理解民族精神？这不仅仅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基本前提和出发点的问题。民族精神包含极其广泛的内容，既有理性方面的，又有情感方面的，还有意志、意向方面的。
如果说，民族精神是灵魂，那么，孕育它的文化则是母体。所谓批判意识，并不是单纯的逻辑批判，这样的批判无疑是必要的，但它不是解决精神问题的唯一方法，甚至不是主要方法。
要说出中华民族有哪些民族精神，一般并不困难。时代课题不同，文化环境不同，民族精神被理解的方式也不完全相同，其所表现的意义也不完全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界限——我们同历史的界限。但是在今天，这些产品更多的具有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并不具有直接的精神意义和价值，如果说转换，那么只能是一种间接的转换 二是语言符号。这些留存下来的创造物，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民族精神，它们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能够给予我们极大的启迪，鼓舞我们继续前进。这种精神同道德人格的自我完成是联系在一起的，它要求人们通过不间断的自我努力、自我修养，完成一种完善的道德人格，做一个乾乾君子，实现人的价值。
我们所要解决的不再是农业社会那样的问题，而是走向现代工业社会（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它才有无限的生命力。
当然，任何理解都不是任意的，但是却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但是，传统本身隐含着极大的变数，传统也是不断被创造的。
这其中当然包括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但不再是自足的、内向的，而是不足的、外向的，一句话，具有时代的开拓精神。如果没有这种转换，民族精神就仍然停留在历史的语言中，最多只能成为历史凭吊的对象，不可能变成时代精神，当然也就不可能转化成现实的力量。
这种学说后来就变成心性体用之学或天道性命之学，也就是新儒家所说的内圣外王之学。理解从来都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理解，不管是个体的人，还是群体的人，都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存在，不能离开一定的文化环境。以批判意识审视、解释民族精神，决不是任意贬损或轻视民族精神，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并弘扬民族精神。一个民族存在，其民族精神是否存在，是否得到发展，这取决于许多因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是这个民族的民族意识是否有了真正的觉醒。
它最初被提出的时候，表明了古人的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也就是刚健进取精神。但是，说出有哪些民族精神，同真正理解民族精神，并不是一回事。
从一方面说，这种解释意味着把民族精神的这一基本要素从原来的整体结构中分解出来，重新进行组合，使它变成时代精神中的新要素，同时也就赋予它新的时代意义。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样的根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不仅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条件，而且需要生命的承担者，这生命的承担者不是别的，就是主体自身。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民族精神同整个中国文化不可能分离开，它们体现在语言的意义结构中，并且具有整体性意义，所谓积极的和消极的、有意义与无意义、有价值与无价值，并不是从来如此截然分明的，这就更加需要运用批判理性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释。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历史传统，否定了民族精神，同时也就否定了自己，这当然无益于民族精神的发扬。
这要求主体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对于理解民族精神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历史永远属于过去，但民族精神作为客观化的意义世界，存在于各种形式的替代物中。从本质上说，它是一个整体概念，具有整体性意义。情况也许正好相反，运用批判理性，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可能是弘扬民族精神的正确途径。
正因为它不是凝固的，而是可变的，因此需要进行自我反思的理解。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族精神 。
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3]，是属于同一思维模式的，也是互相关联、互相对应的。因此，很难用简单列举和机械归类的方法穷尽民族精神是什么。
就其本来意义而言，自强不息是从生命论的哲学出发，表达了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在今天，我们究竟怎样理解自强不息呢？如何认识它的本来意义并作出现代的解释呢？ 这里似乎有两个互相关联而又不同的问题：一个是对本来意义的认识，一个是作出现代的解释。